为了破解律师在执业过程中遇到的调查困难、取证困难等长期难题，2016年3月，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毅然走在前列，携手市律师协会开展律师调查令制度的试点研究。经过各方的协同努力，2017年7月28日，广州市律师调查令制度正式颁布实施。自那时起，该制度在辅助查证事实、维护民众合法权益、构建优良的司法氛围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至今已有四年。至今年七月末，广州市两级法院已发放律师调查令33752份，签发比例超过八成。律师凭借这些调查令成功获取证据29294份，取证成功率平均达到86.79%，显著提升了司法取证的工作效率，进而有力推动了公民权利救济工作的进展。

试点探索

律师调查令打破取证困境

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常常面临调查取证之难，这一问题长期存在且难以解决。我国诉讼法并未对相关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在司法操作中，一些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以行业或内部规定为借口，不愿提供协助。这种情况使得律师在自行进行调查取证时遭遇重重阻碍。

要破解这一司法取证难题、达成全面主动搜集证据的目标，迫切需要相关制度的制定与实施。

近期，最高法院接连颁布了一系列指导性文件，文件中提到，对于那些“由国家相关机构保管，当事人难以自行搜集”的证明材料，法院可以尝试推行一种机制，即授权代理律师代为开展调查取证工作。2016年3月，南沙法院勇于创新，出台了《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广东自由贸易区南沙片区人民法院）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若干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推行，该规定对律师调查令制度进行了明确探索。

民事案件审理或执行阶段广州私人调查取证公司，若当事人因种种客观因素无法自行获取诉讼所需证据，此时，当事人可委托其代理律师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在审查无误后，会向代理律师颁发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文件，即律师调查令。凭借这份调查令，代理律师有权向相关单位或个人进行调查广州哪里有靠谱婚外情取证公司，以收集所需证据。对此，广州律协副秘书长钱可屏进行了详细说明。

在同年8月，南沙法院颁布了广州地区首份律师调查令。借助这份调查令，原告代理律师曾某在广州市发改委顺利获取了案件所需的证据。

南沙法院的试点成功，使得律师调查令制度在广州得以全面推广，并迅速成为当务之急。

2017年1月，广州市两会召开之际，市人大代表庄伟燕、陈茵明等人向大会提交了建议，提出需解决律师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普遍遇到的财产线索调查困难、取证不易等问题。

随后，在广州市司法局以及广州市中级法院的引领下，广州律师协会迅速组建了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研究团队，他们奔赴全国各地，广泛开展调研活动，积极借鉴各相关法院在实施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制度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为了推动律师调查令根据实际情况得以有效推进，调研团队还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广州地区的相关部门广泛征询了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广州法院关于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的实施办法（建议稿）》广州私人调查取证公司，最终将该方案提交给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经过多方协作与努力，2017年7月28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的实施办法（试行）》正式发布。与此同时，广州律师协会相应地出台了《民事诉讼律师调查令规范指引》，标志着广州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正式确立。

广州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廖荣辉指出，律师调查令制度的实施，使广州成为全省首个在市区两级法院全面推广该制度的城市。同时，广州也成为了全国首个运用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行业协会等多方紧密协作，既注重保障与规范，又实现服务与监管同步的“三方模式”城市。

2018年12月28日，广州实施律师调查令制度满一年之际，《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与广东省司法厅联合发布的关于民事诉讼中实施律师调查令的试行规定》正式公布，标志着律师调查令制度在广东省范围内得到了全面推广。

技术革新

区块链律师调查令上线

近年来，律师在向法院提交的申请中，所要求调查的证据类型众多，应用场景广泛，涵盖了诸如书面文件、电子数据、视听材料以及鉴定意见等多种形式。在这些证据中，书面文件的数量尤为突出，其内容广泛涉及工商、民政、税务、房产管理、金融等多个领域的信息，具体包括公民身份资料、出入境记录、银行交易明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流水、婚姻登记信息、税务文件、社会保险记录、房产查询信息、车辆信息以及病历资料等。

在律师调查令所涉及的证据中，绝大多数都与个人隐私紧密相关。考虑到严谨的取证准则，协查机构往往会对律师调查令的真实性和是否遭到篡改产生疑虑。广州市律师协会会长，同时也是广东广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黄山向记者透露，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以往申请及使用调查令的过程中，律师不得不频繁地在法院与协查单位之间来回奔波，从而消耗了大量的时间。

2020年8月，广州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启用了一款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律师调查令线上处理系统，该平台是全国范围内首个采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律师调查令全流程线上操作的专门服务系统。

广州市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处处长桂锦波指出，凭借区块链技术的全程留痕特性、可追溯性以及防范篡改的能力，律师们能够实现高效、精确且合规的取证工作。

法院在接到律师的申请后广州专业的外遇调查公司，会采用网络审核流程，审核通过后便会制作电子版律师调查令，并随即通过线上渠道发放。若需协助律师搜集证据，相关单位能够通过司法区块链平台或扫描电子调查令中的二维码等方式，对调查令的真伪进行核实。此外，他们还可以查阅律师调查令的原始文件，并与律师提供的电子版律师调查令进行比对确认。验证成功后，协查单位便可按照调查令内容提供相应证据材料。

根据数据统计，广州地区法院在签发律师调查令方面达到了超过90%的比率，而在实际取证上的成功率更是超过了80%。得益于区块链技术的可信、可追溯和可验证特性，有效防止了因律师调查令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隐私泄露问题，显著提升了数据的安全防护水平。因此，我们对于协助律师搜集证据的工作更加有信心。广州市一家银行的工作人员这样表示。

与传统的纸质调查方式相比，这种新的操作模式在效率、便利性和安全性方面展现出显著优势。广州市律师协会民事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广州私人调查取证公司，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官金福指出，此举降低了律师验证调查令的成本，减少了收集证据所需的时间，缓解了律师在取证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激发了律师取证的热情，提升了诉讼的效率，对于律师调查令的发展来说，这是一项关键的技术革新。

实践升级

律师持令成功取证近3万份

廖荣辉指出，律师手持调查令，相关单位对其的重视程度与对待法官无异。该制度在广州的实施，带来了多方面的利益，包括节省司法资源、增强案件处理速度、有效解决案件数量多而人员不足的问题等。

记者经调查发现，自律师调查令制度推行至今已有四年，截止至今年七月末，广州市两级法院共向律师发放了33752份调查令，其发放比例已超过八成；律师凭借这些调查令成功获取证据的有29294份，取证的平均成功率达到了大约86.79%。南沙法院作为最早实施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法院，已发放了近2500份律师调查令，其取证成功率大致维持在75%上下；天河法院在过去4年间签发了4004份律师调查令，是广州各区法院中签发数量较多的法院之一，且签发数量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近几年的平均取证成功率稳定在83%至85%之间。

广州律师协会维护律师执业合法权益工作委员会的委员，来自北京斐石（广州）律师事务所的雷晓云律师向记者透露，在处理一宗培训机构突然倒闭引发的集体求助案件时，她代表学生家长向该培训机构及其两位股东提起了诉讼，目的是为了追讨已支付的学费和赔偿金。她强调，只有证实股东与培训机构在法律上是独立的个体，才能够对股东要求承担连带责任，而这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查和取证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雷晓云多次向广州市白云区法院提出律师调查令的申请，同时请求7家银行配合对培训机构以及两位股东的财务记录进行深入调查，以证实他们之间的资金往来十分频繁，即存在财务混同现象。案件最终进展顺利，法院一审判决培训机构和两位股东需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因此，家长们有望追回自己的资金。“这样一来，家长们拿回自己的钱便有了新的希望。”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律师调查令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整体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然而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包括：部分机构对律师调查令不予认可、由于缺乏更高层次的法律支持导致律师调查令的权威性不足，以及一些律师在申请调查令时不够严谨，且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不规范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广州市律师协会提出建议，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律师调查令的法律地位，并对拒绝协助提供证据的行为设定司法惩戒的处罚措施、标准以及适用情况，旨在推动和确保该制度的顺利执行。此外，还需进一步界定律师调查令的适用范围和可调查取证的具体内容，并对律师申请和使用调查令的行为进行规范。

（南方法治报）